欧元的过去和未来

发布时间：2025-07-08 06:46:14 来源：日上三竿网 作者：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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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元创设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演变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去和欧洲政治意向的结果。欧元必须建立在自己牢固的欧元经济基础上，但也离不开强烈的去和政治意愿和理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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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欧元创设究竟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意向？笔者认为，应该是去和两者缺一不可，甚至很难说哪一个更加重要。欧元欧元创设以后，去和在正常环境中，欧元经济因素主导欧元的去和运行，而在面临危机冲击时政治因素主导欧元的欧元存续。

对于国际货币问题中政治与经济的去和相互影响，特里芬曾经一语中的欧元：“现代国际货币和国际收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法律上相互独立、拥有主权、去和实际上又相互依赖的欧元各国采取的政策不同和目标优先次序不同引起的不协调和分歧造成的”。因此，国际货币问题天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与经济相互结合的问题。

作为一种超主权的区域货币（在区域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国际货币，但是还很难说是世界货币），欧元的创设意味着成员国让渡了自己的货币主权。因此，在是否加入欧元区问题上不仅要得到议会的首肯，甚至需要进行全民公投。这意味着主权让渡的理念认同必须是广泛而明确的。而从欧元区的实践看，即使具备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也并不一定能时刻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具体要求，因此各成员国必须在长期与短期、政治与经济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虽然有些非欧盟国家根据与欧元区的协议或单方面决定使用欧元，或者将他们的法定货币与欧元挂钩，但是要成为欧元区成员国首先应该是欧盟成员国，而欧盟不仅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更是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欧盟成员国，欧盟的一系列机构，从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欧洲中央银行到欧洲审计院都意味着各成员国已经让渡了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和经济主权。在这个意义上，实现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欧洲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高级形式。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是欧元区成员国。这说明政治整合只是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前提和保障，但是反过来，欧元区也不是只要经济趋同指标得到满足就可以成为成员国的单纯货币联盟。也就是说，单纯的政治整合或经济整合都只是必要条件而已。

毫无疑问，欧元的创设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演变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欧洲政治意愿的结果。欧元必须建立在自己牢固的经济基础上，但也离不开强烈的政治意愿和理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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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说认为，组建货币联盟需要事前具备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事后逐渐得到满足。欧元区20年来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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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创设需要政治意愿的支持，但是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基础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正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奠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在过去的20年中，对欧元的质疑不绝于耳，欧元自身的发展和运行也经历了不少波折，有观点认为欧元的创设是导致几个欧元区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高失业和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的问题实际源于精英的自负，是欧洲在没有具备推行单一货币的条件之前匆忙推出欧元而造成的。还有观点对一些后来扩容的成员国为了加入欧元区而采取突击达标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质疑并没有动摇组建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学底层逻辑，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欧元本身，问题只是在于实际操作是否操之过急。

有经济学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说，即认为组建货币联盟需要事前具备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事后逐渐得到满足。这是因为统一货币有助于推动区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强化区内价值链合作而走向实际趋同，最终使得最初看上去不那么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成员国也能够逐渐满足加入统一货币区的条件。

欧元区20年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理论逻辑。在宏观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统一货币消除了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助于发展区内贸易和投资，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提高经济周期同步性和经济指标趋同程度。但是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成员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这样的冲击，就会因为各国不同的经济结构而造成不同的影响，最终呈现出趋异的趋势。然而，只要欧元区能够承受得住冲击，那么在危机过后，成员国最终还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趋同轨道。这样，欧元区就呈现出在波动中不断发展的局面。在这里，成员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是造成欧元区波动发展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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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真正问题可能还不在于不对称性本身，因为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可能恰恰是欧元区经济一体化自身的需要。而要解决不对称性问题的办法可能就是财政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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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欧元区本身就需要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来满足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同需要，那么只要出现外部冲击，成员国之间的趋异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因全球金融危机引发部分成员国债务危机而威胁欧元区存续的情况。这样来看，欧元的真正问题可能还不在于不对称性本身，因为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可能恰恰是欧元区经济一体化自身的需要！

如果这种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就是财政一体化，以方便在成员国之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政策或危机冲击的不对称效应。至少为了应对危机，需要建立类似于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那样的区内救助机制加以应对，避免出现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趋异效应。

这样，作为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最终标志就应该是各国财政的一体化。在各国发展程度不同，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的情况下，加之一些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动机本来就包含了搭便车的心理，要做出财政救援其他成员国的决策就会有难度，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财政一体化，但这也就进入到政治整合的高级阶段。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让渡了本国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让渡了政府的财权，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政府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因此，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最终就意味着欧元区成员国的灭失以及欧洲国家和欧洲单一主权货币的诞生。在这种情况下，欧元作为一种区域货币所面临的一些内在的，与生俱来的问题、矛盾和挑战自然随之破解。不过在此时，欧元也从区域货币重新退化为一种国家主权货币。只是这个国家不再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国家，而是依据经济一体化重新整合的国家。在概念上，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终点又回到了国家主权货币的起点。

这也使我们能够发现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中被忽略了的一个问题。在他最初的北美案例中，仅仅是从经济结构、不对称冲击和周期同步性推导出东部元和西部元，甚至推导出东部中央银行和西部中央银行，而没有涉及到最优货币区运行后可能在内部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许在蒙代尔心目中的东部中央银行和西部中央银行已经对应出相应的东西部财政部和政府，从而规避了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苛求蒙代尔当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表述的完整性，但这的确是欧元作为区域货币在实际运行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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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地区准备组建区域货币，给出了启示和经验。但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区域货币关系，既需要尊重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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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创设不仅是人类超主权货币的首次实验，也是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探索；不仅反映了欧洲国家长久以来的合作愿望，更是对学术理论逻辑的验证。从欧元进入流通以后，经过20年发展，欧元区不断扩容，成员国即将从最初的11个扩展到19个。这期间尽管充满了曲折，经历了局部战争、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欧元汇率大幅度涨跌的考验，但是欧元总体上是成功的。它的成败、完善和演变无疑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使从最初的欧洲煤钢联营开始着手实质性经济一体化的历程算起，欧元实验的历程还是非常短暂的，我们也不能断言欧元的发展从此就将走上正轨，但是欧元的这些经验、教训和启示已经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不少借鉴。

为了推动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上不少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都包含有汇率机制甚至货币合作的意向或规划。除了非洲金融共同体法朗区之外，还有西非货币联盟和中非货币联盟，东非和拉美一些国家也在酝酿货币联盟。当然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一度热议的东亚货币合作，甚至直接参照欧元的模式试图设计亚元。尽管后来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货币合作也不断演变，但稳定区域货币汇率、货币互换和危机救助等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因此，欧洲的经验能否复制也就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么，与其他区域相比，欧洲在创设欧元区方面究竟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欧洲各国之间交往的历史可能是全球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在一战以前，甚至不少敌对国的王室之间都在血缘上有着各种联系。民间交往则更为久远，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难遇到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族裔。这种在长久、频繁且多层次的交往和融合基础上彼此形成的了解和理念认同是欧洲在二战后能够进行经济与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创设欧元绝非一时冲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早在1865年就组成了拉丁货币联盟，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在1872年组成了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这两个著名的货币联盟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都存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时间长达60年之久。后来还出现了法朗区以及比利时和卢森堡货币联盟。即使是欧元创设本身，也经历了从《维尔纳报告》《徳洛尔报告》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的持续且不断深入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欧洲具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和法治传统，因而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创设和运行中也基本有法可依。欧盟的法律在这方面可谓严谨而齐备，甚至堪称浩如烟海。欧盟机构也多与法律相关。这就使得纠纷的调解大多有法可依。

第四，从经济角度看，欧洲区域价值链和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不论是从区内贸易在欧元区总贸易中所占比重，还是中间品贸易在区内贸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欧元区主要国家在区内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看，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欧元区的创设提供了经济基本面的支持。

第五，欧元区的经济总量规模足够大。这就使得区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不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另外，与亚洲最终产品主要依靠外部市场的贸易格局相比，欧元区总体的贸易状况是大体平衡的。也就说，欧元区生产网络的最终产品是以满足欧元区内部消费为基础的。这也使得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相对独立，更加稳定。

欧元区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地区准备组建区域货币，复制欧元的努力明示了前提，也给出了启示和经验。显然，这些前提有些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弥补的，有些则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当然，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区域货币关系，既需要尊重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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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冲击无法避免，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问题也不太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欧元的未来走势就取决于如何处理这种不对称性带来冲击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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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欧元在发展中充满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则决定了欧元的未来。

我们已经看到，欧元区不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成员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不对称性。除了由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资源禀赋、国土面积以及GDP规模等因素造成的巨大差异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的不同需求也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也只有这样各成员国之间才能实现经济互补。欧洲需要具备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初级产品中心甚至休闲旅游中心，以便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因而这种差异可能是经济一体化发展无法消除的，甚至还会越来越明显。虽然一体化可以增强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但是这种差异也造成了周期波动和传导的时差，进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也不同。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可能还不明显，但是日积月累，特别是当面临危机冲击的时候，不同经济结构对相同外部冲击就会呈现出异质性反应，造成成员国之间经济指标趋异，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危机进而威胁欧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进行及时而果断救助的政治意愿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由于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机制更倚重大国的经济形势，因此这种不对称性造成的问题往往出现在小国。虽然从经济能力上看，大国救助小国并不难，但是在政治上通过决策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大国不愿意救援处于危机中的小国，那么或者危及欧元的稳定，或者造成欧元区的解体，而这两种结果都会对欧元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如果能够从大局出发，携手共度难关，抵御危机的冲击，最终回到正常状态，那么欧元就能够得到存续，再次回到不断深化经济趋同的轨道上。因此，政治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面对危机冲击的承受力，体现出欧元区运行中政治与经济相互支持和补充的关系。其实，不只是面对危机的冲击，面对类似的各种负面影响，欧元在未来能否不断发展，道理也是类似的。

所以，当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冲击无法避免，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不对称问题也不太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欧元的未来走势就取决于如何处理这种不对称性带来冲击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决策。

我们不能预测欧元区以后的决策，但是展望未来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几种危机应对的情景：第一是维持型发展，即不解决实质问题，得过且过；第二是完善型发展，也就是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打补丁；最后是变革型发展，即谋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具体来说，第一种情景就是在危机中通过救助度过难关，第二种情景是建立机制化的稳定基金，签订银行公约等弥补合作机制中的不足，最后则是在财政一体化，也就是向着国家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经历，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欧元区的应对政策很可能以前两种为主，而最终的解决方案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要真正落实为政策则尚待时日。

戴金平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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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诞生和发展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的结果，并非货币金融演变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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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统一的呼声由来已久，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助推器。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第一代和第二代帝国主义列强均在欧洲产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内矛盾升级最终点燃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沉重打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片废墟，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欧洲的政治领袖们深刻地认识到，欧洲只有联合与统一，方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实现欧洲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启动。

一般来说，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5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经济一体化在先，政治一体化在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始于欧洲煤钢联盟。为了永久消除战争风险，西欧六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于1951年4月签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也称为《巴黎条约》），将各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一个共同机构的管理之下。1957年六国又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生效。1965年6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为欧洲共同体。法德为轴心、比荷卢三国全力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8年7月实现了关税同盟，1993年完成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前三个阶段基本完成。1993年11月1日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布欧盟诞生，并且明确了货币与经济联盟、政治联盟的实施路线。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标志着欧洲区域一体化进入经济与货币联盟阶段。

因此，欧元的诞生并不是货币金融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欧洲各国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梦想而殚精竭虑、精心布局、有序推进的产物，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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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两个缺陷：一是没有明确建立货币区的指标值或者指标区间；二是没有明确财政统一在货币区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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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领导人推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就是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199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之后经过麦金农、凯南、艾西亚马、弗兰克尔和艾泽曼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和完善，成为指导欧洲货币合作和统一货币实践的理论基础。

最优货币区是指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建立固定汇率制度或者统一货币制度，形成固定汇率区或者统一货币区。如果一个国家加入最优货币区，意味者放弃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手段严重缺失。故而最优货币区理论重点研究建立或者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标准），当一些国家不需要诉诸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内外均衡的时候，这些国家之间可以建立固定汇率或者统一货币。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包括：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开放度与经济一体化程度、产品多样化和投资多样化、金融一体化程度、宏观经济稳定性、通货膨胀率趋同等等。财政政策统一是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理论上存在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财政政策一体化对于货币区稳定的重要性；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独立财政是独立主权的必要条件，独立主权存在，独立财政则不能放弃。虽然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没有明确要求统一货币区建立时实现财政统一；但很多研究文献指出，当一个国家加入最优货币区后，如果没有财政约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不经济，对区内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冲击，故而对区内成员国实行较强的财政纪律约束是十分必要的。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92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明确了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5个条件，包括：财政赤字率必须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累计政府债务额占GDP的比重低于60%、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欧元区最佳成员国上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的1.5%、该国货币汇率至少在两年内必须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正常波动幅度内、长期名义利率不超过通货膨胀表现最好的3个国家的平均长期利率的2%。这5个加入条件体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的财政和货币趋同标准，构成欧元区的财政和货币约束。

理论上来讲，在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后，要追求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只能诉诸于财政政策了，要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财政自主的需求更加强烈；而在欧元区内，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外部负效应，抑制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扩张。因而财政约束指标成为进入欧元区的重要门槛。在欧元发展实践中，当一国通过门槛条件审核进入欧元区后，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比率屡屡超出门槛标准，而欧元区财政约束的惩罚措施又难以实施，惩罚条款形同虚设。欧元区成员国大肆财政扩张，主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终于酿成了2010年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两个缺陷。

第一，最优货币区理论虽然明确了建立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但是并没有明确指标值或者指标区间。比如，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货币区越稳定，但是经济一体化程度达到多高，方能建立一个货币区，这个问题则没有答案。欧元区实践中确定的5个门槛条件是否合理，理论上也难以给出答案。这也是近年来对5个门槛条件的批评越来越多的原因。

第二，财政统一在货币区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明确。欧元区的实践中，由于成员国的财政体系差异、经济结构差异、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差异带来大多数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无序扩张，欧洲央行和欧盟对于债务危机国的无底线救助强化欧元区的道德风险，进一步加剧欧元区的债务失衡状况，严重影响欧元的信誉和稳定性。2010年希腊等重债五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尽管欧洲央行和欧盟全力救助，这些国家债务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缓解，2022年其到期债务达到3500亿欧元，2023年则将达到5613亿欧元。届时欧洲稳定机制都无力解决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欧债问题前景堪忧。欧元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下，步履艰难。

理论上来讲，统一货币需要成员国让渡货币发行权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财政也需要逐渐走向统一，成员国必须放弃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因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需要全部让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就是国际合作的最高阶段——经济联盟+货币联盟+政治联盟，也就是真正的统一欧洲的实现。

从目前情况来看，欧元区成员国放弃主权独立、实现真正统一的路程还比较远。各国司法、行政、财政、外交、安全防卫等方面的的独立性还很强，推动欧盟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努力遭遇很多障碍。一方面，美国对于欧洲的统一持反对态度，美国始终强调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欧洲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威胁。另一方面，欧洲的安全防卫高度依赖于北约，欧盟要构建独立的军事力量无疑会受到北约的牵制和反对；同时欧盟内部关于政治军事联盟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分歧。欧洲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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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国际地位取决于欧元区（欧盟）的经济实力、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政治一体化水平、欧元信誉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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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欧元区（欧盟）的经济实力。欧元的国际地位与欧元区（欧盟）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紧密相关。欧元区的经济规模越大，国际贸易规模越大，在国际价值链的地位越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就越强，世界对欧元的需求就越大。欧元区经济和贸易规模除了取决于现有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还取决于欧元区的扩张速度。

其二，欧元区（欧盟）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规模越大、开放度越高、市场越发达、管理越完善，欧元的汇兑就便利，欧元作为国际融资媒介的功能就越强，无论是用于贸易支付和结算，还是用于外汇储备，欧元的优势就越突出，世界对欧元的需求就越强。

其三，欧元的信誉。一种货币的信誉，由货币发行国的信用来决定，体现在该种货币的购买力，货币购买力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致力于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发行者容易获得较好的国际声誉，世界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较小的汇率波动率均有助于加强国际市场对该货币的信心。

其四，欧元区经济货币联盟的稳定性以及政治一体化水平。英国脱欧事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尽管英国并没有加入欧元区，但是欧盟的稳定对于欧元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未来财政与政治一体化的进展决定了欧元的未来。欧盟争取统一外交、统一军事力量、统一防卫的努力与争取司法、行政统一的努力必然推动财政的统一，直至实现统一欧洲，欧元的基础方能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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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从欧元区国际金融地位的变化，抑或是欧盟一体化的前景，以及欧元的声誉与市场信心来看，欧元的未来将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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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欧盟的经济增长一直比较疲软，高失业率始终困扰着欧盟经济。从经济总量规模来看，2021年欧元区经济规模总量是14.4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08%。2014年欧元区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中的比例还高达16.95%，远高于中国的比重13.02%。而2021年中国已经超过欧元区达到18.45%。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22.01%提升到23.93%。2012—2021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2.1%，而欧元区仅为0.93%。很显然，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相比，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较低的，欧元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在下滑过程中。2012—2014年间，欧元区的失业率高达11%以上，之后缓慢下降，2021年失业率仍然高达7.76%。尽管美国也遭遇了金融危机，2011年的失业率也曾高达8.95%，但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失业率一直下行，2019年失业率已经降至3.67%。作为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德国，近年来经济表现更是欠佳。2012—2021年德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0.99%。

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对欧盟和欧元区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英国脱欧向其他欧盟成员国说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可逆的；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伦敦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国退出欧盟，无疑是欧盟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的损失，这会进一步影响欧元的国际地位。

欧债危机尚未过去，疫情冲击接踵而来。而2022年的俄乌冲突则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未来的发展格局。

欧盟是一个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区域。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俄乌冲突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欧元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约束，能源价格飙升；另一方面，俄乌冲突身处欧洲，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冲突等方面均给欧盟和欧元区带来巨大挑战。

首先，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俄乌冲突使得欧洲各国更加意识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欧洲的重要性，提升了欧洲一体化的向心力；但是欧洲各国与俄罗斯的亲疏关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对欧洲安全防卫战略的认知程度、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战略思维、与美国关系等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异质性会带来欧洲一体化的离心力，加剧固有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使得欧洲一体化困难加大。在欧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将会发生变化，法德轴心的聚合力会受到英国力量的冲击，波罗的海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会上升。

其次，俄乌冲突重新唤醒了北约，推进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欧洲独立的进程严重受阻。俄乌冲突使得法德力推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诺曼底模式”彻底破产，欧洲对北约的依赖，本质上是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强化。美国并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欧洲出现，而是希望欧洲作为美国强化世界霸权的战略伙伴最大程度地满足美国的利益。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与美国的再度密切联手将会使得欧洲统一的进程暂时停摆。

最后，军事安全与地缘政治问题将成为欧洲的核心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领导人不得不将重点转移到构建军事硬实力、强化安全防卫、处理与俄罗斯的冲突、重构欧洲政治安全版图，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诸如欧盟绿色发展转型问题、欧盟信息安全和信息保护问题、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问题、欧元区存款保险问题，等等，都将可能被搁置。能源依赖、疫情反复、产业链重构、金融市场动荡、债务危机、资本逃离等等问题，将长期困扰欧元区的政治经济发展。

无论是从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还是从欧元区国际金融地位的变化，抑或是欧盟一体化的前景，以及欧元的声誉与市场信心，来预测欧元未来的国际地位，笔者的结论都是：欧元的未来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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